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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简介:
我在1987年发表的专着《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中曾经指出,边际主义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边际效用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兴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丰富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着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1960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本书作者理查德·豪伊(1902年生)是着名的美国经济学(史)家,他于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起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历任经济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前后长达44年之久,直到1973年退休。豪伊教授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经济学文献收藏家。
年我赴美研修期间有幸与豪伊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获赠一册他的这部名着。在得知本书译事之后,他又应约于1987年8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学术评论性的序言,同时寄来了他的一篇题为“边际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该文是作者于1971年夏在意大利白拉吉纪念边际效用学说问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豪伊教授在来信中说:“这篇论文是对我的着作(即指本书)的补充。一方面,我的书只写到1960年,而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扩及1971年。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充分利用了《瓦尔拉斯通信及论文集》中的资料,这部论文集是贾菲教授的不朽之作,三大卷,196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本书择译了作者的这篇论文。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地向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文融教授、东语系杨康善教授、经济系范家骧教授表示感谢,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和认真地协助我翻译了原着中为数不少的法文和德文语句,从而使本书得以圆满译成。全书文责当然应由译者自负。欢迎读者指正。晏智杰1987年8月本书原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本书中译本即据该版本译出;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早期着作”出了重印本。与原版相比,重印本增加了一篇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撰写的前言,并将上文提到的豪伊教授本人的“边际主义的起源”
一文作为重印本的绪论,正文则全部是1960年版的重印。豪伊教授于1989年12月给我寄来一册刚问世的重印本,我据此补译了斯蒂格勒教授的前言,并将“边际主义的起源”
一文的全译文作为绪论,正文译文则保持原样。
原书各章的注释集中排在全书正文之后,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将注释移到各页正文之下,由于作了这个调整,出现在同一页上的原书注释的页码同原书正文的页码就不连贯了,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限于研究这20年,以囊括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大部分阶段,甚至包括某些细微末节和附带的方面。对1871-1889年边际效用的完整研究,使早先的断代史研究得以补充,而这段重要的历史以往却被忽视了。这个研究应为其他的研究、特别是为精雕细刻地研究边际效用思想后来的历史,以及它最终局部的复归,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除了介绍许多新资料以外,本书还想对有关着作所提出的各种不甚重要的和少数重要的解释加以评说。主要更正在于,排除了以为边际效用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接受这个论断。实际的情况确非如此。边际效用思想进入经济学家们的头脑是非常缓慢的,它不得不靠逐渐地克服惰性和更缓慢地克服对立面来赢得胜利。有些经济思想史着作常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着作一问世,他们的观点就传遍了世界,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和观点就起了明显变化。但思想上的突破并不是这样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形成于我们所研究的这20年之末,但在整个这20年之内,边际效用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然而是次要的经济思想,是与旧的学说同时并存的。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确认了他的发现的大致日期。他说:“在最后这个学期,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几个月来,我幸运地提出了无疑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如此透彻和一贯,以致我现在读到这方面的其他着作时不能不深感愤怒……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发表出去。”
在《国内价值纯理论》中,马歇尔是以介绍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开始研究价值问题的,后来才回到效用思想上。需求表在他那里担负着解释消费者租金的大部分任务。马歇尔最初讨论消费者租金时用的是“满足”而不是“效用”;而且是以煤价为例来衡量新增1吨煤所得的满足。马歇尔说:“一个人为获得任何满足刚好愿意支付而不愿放弃它的那个东西就是……衡量他的满足的‘经济尺度’”.在187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尺度问题对马歇尔来说还不可怕。为了得出个人消费者租金的完整的“经济尺度”,马歇尔(以煤为例)又加进了下述差别:某人为每新增1吨将会支付而不是放弃它的价格,同他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结论是“他所获得的全部消费者租金……是……22.5镑”.
夏尔·勒托特是惟一评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开创性着作第1版的法国人。
勒托特评论瓦尔拉斯《纲要》时没有提到边际效用,他只限于讨论数学方法。他也涉及到杰文斯的《理论》(但未发现一页是令人欣慰的)和杜皮特的着述,但同样没有在边际效用的使用上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在此看到了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对边际效用重要着作的评论中,这位法国人的评论没有提到边际效用问题。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后来着述的遭遇未见好转,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一篇匿名评论未提边际效用,反而用其不大的一点篇幅批判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甚至季德在评论瓦尔拉斯《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已重印为瓦尔拉斯最早的边际效用着作的第1部分)时,也主要是强调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不切实际,对边际效用却未置一词。季德的这种疏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两年前他发表过关于杰文斯的文章,在他的教科书中也有对边际效用的附带说明。他显然没有看出瓦尔拉斯的学说有同杰文斯学说相同的东西,这两人的通信也已认可了这一点,这些通信就重印在季德所评论的那部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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